一 以“工农武装割据”为依托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六大以后，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卓越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建设上高瞻远瞩，对根据地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始终强调思想建设，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统一党的领导和军队的建设，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成功地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两块根据地拥有两万余人的战斗力极强的部队——红一军团，后又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以红军的巩固和壮大为前提，毛泽东提出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领导贫苦农民分田地，除剥削，向着封建土地制度猛烈开火，并积极进行有效的红色政权建设和正确管理，革命火种渐成燎原之势。

1930年12月下旬至1931年9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红军连续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包括四个县区，拥有数十万人口和5万主力红军的相对稳定的中央根据地。受中央根据地的鼓舞和示范，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及湘西根据地也相应发展，全国红军达10万人以上，控制的区域有数万平方公里。国民党军第26路军1.7万多人于1931年12月在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的队伍。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能够坚持下来并发展壮大，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在农村中依靠和发动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是全党集体奋斗开辟出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未有过的独创的道路。伴随着实践而形成的对这条道路进行理论阐述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两篇作者均为毛泽东）等著作使全党同志逐渐对一直在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有了初步的认识。在上述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以农民为主体进行长期革命战争，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思想，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以后的中国革命基本上沿着这条道路走向了最终的胜利。

二 “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土地革命遭遇重挫

在全国各地方根据地如火如荼的发展的同时，受共产国际直接影响并负责领导党在国内的全盘工作的上海中央机关却一再“左倾”，给白区党组织、根据地及革命大业的整体发展造成了极其惨痛的影响。

1930年夏，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开始实际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他提出一整套“左”倾错误主张（被称为立三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在1930年9月24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纠正，全党工作恢复正轨。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骨干顾顺章在武汉、中央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叛变，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中共机构和地下党组织几乎完全被摧毁，恽代英、蔡和森等中共领导人和多名党员遇害。

随后，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指定在1931年初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明任代理总书记。

1931年9月，中共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后叛变）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王明（转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苏联前的指定，24岁的留苏归国学生博古（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开始负起党的总的责任。在接下来的三年零三个月的时期内，博古在中共最高领袖的位置上全面领导了党的工作。

1931年11月，根据王明所控制的临时中央的指示，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撤销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毛泽东同志失去了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的职位。1933年初，因在上海无法立足，临时中央迁往江西的中央根据地，接着就在福建错误地开展了反对“罗明(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路线”的斗争，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还通过向其他根据地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推行错误路线使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最终导致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红军和根据地损失惨重。

虽然在对国民党30多个师的第四次“围剿”的斗争中，红一方面军取得了胜利，但随着临时中央的大权把持，红军在对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中每况愈下屡遭重挫。临时中央领导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德国籍）进行军事指挥，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红军陷于被动；在进攻受挫后，又分兵防御，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红军的作战格局日渐困窘，毛泽东提出的打破围剿的良策也数遭排斥。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于10月中旬撤离根据地，被逼踏上了远征的道路。为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而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寻淮洲、方志敏领导）也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而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除陕北以外各革命根据地几乎全部丢失，白区党组织损失殆尽，主要原因在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这个教训是惨痛的。